01
1900年，旧历庚子年。这一年的中国，天翻地覆。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，慈禧太后仓皇西狩——历史课本用浓墨重彩描绘着“庚子国变”的宏大叙事，紫禁城的沦陷、辛丑条约的屈辱，每一笔都触目惊心。然而，就在这宏大叙事的阴影之下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北岸，一场同样惨绝人寰的悲剧正在发生，却几乎被主流叙事彻底遮蔽。当后人翻开历史课本，看到“庚子”二字时，有多少人会想起“庚子俄难”这四个字？有多少人知道，在1900年7月的短短几天里，黑龙江两岸有约七千名中国平民——商贩、农民、工匠、妇女、老人、甚至襁褓中的婴儿——被沙俄军队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屠戮殆尽？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的江水，遗体“蔽江而下七日不绝”，而这段历史，却如同那些沉入江底的亡魂一样，在公众记忆中渐渐沉没。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，合称“庚子俄难”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惨烈的大屠杀之一，却在百年后的今天，鲜少被人提及。本文试图拂去历史的尘埃，还原那段被遮蔽的血色记忆。不为煽动仇恨，只为让那些无辜的亡魂被看见、被记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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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要理解这场惨案，必须先回到那片土地。海兰泡：从孟家屯到“报喜城”海兰泡，满语意为“榆树之家”，原是中国黑龙江畔的一个村庄，原名孟家屯。它位于黑龙江左岸、精奇里江右岸的两江汇合处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。1858年，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以武力威逼黑龙江将军奕山，签订了不平等的《瑷珲条约》，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归俄国。海兰泡随之被吞并，沙俄将其改名为“布拉戈维申斯克”——意为“报喜城”。一个“报喜”的名字，却掩不住掠夺的本质。至1900年，海兰泡约有居民四万人，其中半数以上是中国人。他们长期在此耕种、做工、经商，城内大小商号有五百家之多，中国人经营的商铺、手工作坊遍布街巷，是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重镇之一。这些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或许从未想过，自己脚下的故土早已被一纸条约划入他国版图，而自己的命运，也将随之改写。江东六十四屯：主权与治权的特殊分离如果说海兰泡的命运在《瑷珲条约》中已被注定，那么江东六十四屯的情况则更为复杂。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，南起瑷珲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江口，北至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，面积约六千六百平方公里，人口三万余人。其中多数是汉族，也有满族和达斡尔族居民。历史上这一带曾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，故称“六十四屯”。关键在于，《瑷珲条约》虽然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俄国，但条约明确规定：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居民“照旧准其各所住屯中永远居住”，仍由清政府官员管理，沙俄“不得侵犯”。这意味着，即便依据不平等条约，中国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仍享有主权和治权。这种“主权与治权分离”的特殊状态，本应是保护中国居民的法理屏障，却最终成为沙俄伺机吞并的借口。条约上的墨迹未干，沙俄便已对这片肥沃的土地垂涎三尺。条约里的“永远居住”，究竟是多久？历史很快给出了残酷的答案：不到四十二年。
03
1900年7月，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，沙俄以“保护中东铁路”为名，出动十余万侵略军分五路大举入侵中国东北。7月14日，两艘俄轮驶抵瑷珲江面，企图南进支援进攻哈尔滨的俄军。瑷珲驻军奋起拦截，击伤俄轮“色楞格号”，重创“米哈依尔号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黑龙江事件”。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以此为借口，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同时举起了屠刀。海兰泡惨案（7月16日—21日）7月15日，格里布斯基欺骗中国居民代表说“可以不用担忧地留居原地”，随即下令封锁黑龙江，扣留全部船只，断绝了中国居民的逃生之路。7月16日，大搜捕开始了。全副武装的沙俄士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一律逮捕押走，“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”。逃到城外躲藏的一千五百余人也未能幸免，被俄兵搜出后，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。活着的人“像关进兽栏子一样被赶进警察局”，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的一个锯木场里。这一天共搜捕了近三千五百人。7月17日，第一批约三千余名中国居民被哥萨克兵押往海兰泡北面的黑龙江边。沙俄当局谎称要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，可到了江边，他们看到的不是渡船，而是明晃晃的刺刀和战刀。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，把河岸那边空开，不断地压缩包围圈。军官们手挥战刀，疯狂喊叫：“不听命令者，立即枪毙！”人群开始像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。人群发狂一样喊叫，声震蓝天，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，钻出罗网；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，企图逃走。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，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。随即，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。喊声、哭声、枪声、怒骂声混成一片，凄惨之情无法形容，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。一个俄国义勇兵后来在良心谴责下留下了这样的自述：杀人的一方，完全灭绝人性，他们不是魔鬼，便是畜性。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……简直就是一场恶梦。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，也许不会如此凄惨，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，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，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！还有一位母亲，“把孩子留在岸上，而她自己走进河里”，走了几步又回来抱住孩子走进水中，最后不得不上岸“放下她宝贵的孩子”。惨无人道的俄兵便挥刀刺杀了孩子和他的母亲。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，一条尚在襁褓中的生命——这样的细节，远比冰冷的数字更令人心碎。屠杀分四批进行，从7月16日一直持续到21日。第一批约三千五百人，几乎全部遇难；第二批八十四人，被尽数屠杀；第三批中仅有二十人侥幸游过黑龙江；第四批二十人，多数幸存——此时海兰泡已再无一个中国人。7月22日，阿穆尔当局宣布：海兰泡中国人已被全部“肃清”。十几天后，沉溺在江底的无数死难者尸体浮上水面，顺流淌去。江面漂浮着一层油，江水为之奇腥。一个俄国上校军官在船上写道：“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……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、第三具尸体。就这样，在黑龙江整个宽阔的河面上，一具具尸体漂游着，仿佛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。”他在沙滩上数到一百三十二具，“由褐色和粉红色的尸体所砌成的长长的带子，就像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。”海兰泡惨案，约五千至六千人遇难。江东六十四屯惨案（7月17日—21日）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另一支俄军扑向了江东六十四屯。7月17日，俄兵“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”，举火焚烧，大部分被活活烧死。随后俄军“沿村发火”，毁尽房屋，枪杀居民。仅博尔多屯一地，就杀害了上千人。从17日到21日，俄军将搜捕到的数千中国居民分四批押到黑龙江边。沿途掉队的居民，全部被砍死；到达江边的，被赶入江中，大都溺死；没有下水的，在江边全被枪杀。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，在对岸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惨剧。他在《庚子之秋边衅互开，瑷珲不守，人民流离原委纪》中写道：二十一日午前十一钟时，遥望彼岸，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，喧声震野。细瞥俄兵各持刀斧，东砍西劈，断尸粉骨，音震酸鼻，伤重者毙岸，伤轻者死江，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，骸骨漂溢，蔽满江洋。有随浪力拥过者八十余名，赤身露体，昏迷不能作语……甦后询之，惨杀溺毙华侨有五千余名。
江东六十四屯惨案，约两千余人遇难。两场合计，约七千人。滔滔黑龙江，变成了一条流不尽的血河。值得记述的是，惨案发生时，瑷珲当局并非坐视不理。瑷珲副都统凤翔派统领王良臣率步、骑、炮兵三百人渡江，在博尔多屯伏击俄军；瑷珲水师也紧急调集兵船三十艘、商船二十艘，昼夜接送，营救了大部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。若非瑷珲当局果断行动，遇难人数恐怕远不止此。
04
国际舆论的震动庚子俄难的消息传出后，震惊了世界。尽管沙俄当局极力掩盖真相、销毁证据，甚至下令“凡有华人影像者，一律销毁”，但真相终究无法被完全埋没。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在著作中严厉指出：“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。”当时潜伏在沙俄远东的日本陆军大尉、间谍石光真清，亲眼目睹了这场惨剧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，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“最大的屠杀，最大的悲剧，最大的罪恶！”俄国间谍多伊奇也认为：“沙俄现在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，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、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。”而最为有力的谴责，来自俄国本国。革命导师列宁在《中国的战争》一文中，以毫不留情的笔触写道：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（向中国）伸出魔掌的。它们杀人放火，把村庄烧光，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，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。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。寿山殉国在中国一侧，黑龙江将军寿山是这场悲剧中最为悲壮的人物。寿山，字眉峰，汉军正白旗人，袁崇焕七世孙。父亲富明阿曾任吉林将军，弟弟永山亦战死疆场。可以说，这是一个将忠勇刻进骨血的家族。当惨案的消息传来，寿山“绕室夜愤恚垂绝”——在屋中来回踱步，愤怒悲恸，几乎气绝。他痛令所部：“保铁路，护难民，全睦谊，违者杀无赦！”但大势已去。俄军长驱直入，瑷珲失守，凤翔战死。盛京、吉林两路清军按兵不动，黑龙江孤军奋战，三路防线全线崩溃。寿山深知“疆土不保，负罪甚深”。他跪在妻子面前说：“我负国，上无以对皇上，下无以对先将军。愿乞于夫人，先杀诸子，而后夫妇同殉。”夫人含泪应允。1900年八月初四（8月28日），俄军兵临齐齐哈尔城下。寿山耻于落入敌手、有辱国威，决心以死殉国。他先将将军印信交付副都统萨保，留下遗折，对边防建设、开荒移民等事一一建言。而后“设香案，冠朝服，望阙叩辞”，从容卧于棺中。他先吞服鸦片，被救未死；又吞金，仍不能速死。命其子袁庆恩开枪，儿子手颤不忍，弹中小腹，未死；再命家将射击，弹及胸，仍不死；更厉声大呼，家将含泪再击，终于气绝。三枪始绝，壮烈殉国，时年四十一岁。《清史稿》评价道：“俄兵之侵龙江也，乘隙以进，唯寿山拒之。固知必不能胜，誓以一死报耳……虽已无救大局，而至死不屈，外人亦为之夺气，何其壮哉！”然而讽刺的是，寿山殉国后，清廷非但不予抚恤，反而维持了此前将他革职“听候查办”的处分，以免开罪于沙俄。直到六年后的1906年，在程德全与徐世昌的奏请下，才按武职例议恤。一个以死殉国的将军，竟需要六年时间才得到朝廷的“承认”。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最深的悲哀：不是没有英雄，而是英雄不被允许成为英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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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子俄难之后，江东六十四屯被沙俄永久吞并。1900年8月4日，格里布斯基宣称：“根据《瑷珲条约》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（即江东六十四屯）……已归俄国当局管辖。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，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。”条约上“永远居住”的承诺，就这样被单方面撕毁。六千六百平方公里的沃土，三万余人世代耕耘的家园，从此沦为异国之地。1901年5月，在阿穆尔省成立了军事法庭，对惨案进行调查。审讯持续到1902年2月，结果却令人齿冷：格里布斯基被认为应对“驱逐问题处理失当”负责，但鉴于他“过去的功劳”，只是调到总参谋部；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军事司令官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后撤销职务；警察局局长被判监禁三个月。对于所有其他的控诉，一概不再受理。七千条人命，换来的不过是几个月的“监禁”。这不是审判，这是一场对正义的嘲弄。如今，海兰泡早已变成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。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放眼望去尽是欧式建筑，昔日的中国遗迹几乎不复存在。对岸的黑河则繁华热闹，高楼林立。黑龙江两岸，一侧是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，一侧是中国北疆开放口岸——同样的江水，不同的国度，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血腥，似乎已被时光冲刷得干干净净。但总有一些东西不会被冲刷。在黑河市瑷珲镇，瑷珲历史陈列馆静静矗立。馆内有一面“1858风铃墙”——1858个风铃，寓意警钟长鸣，勿忘割地之耻。风铃墙下的小广场上，立着一座铜雕：一位母亲抱着已死去的女儿，寓意祖国失去了儿女，失去了国土。馆内最引人注目的，是“海兰泡惨案”半景画。这幅画全长六十八点六米，宽十九点一米，绘有一千多个不同神态的人物，再现了1900年7月发生在黑龙江上的人间惨剧。自2002年投入使用以来，它给无数参观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心灵震撼。站在半景画前，你会看到：滔滔江水中，无数人在挣扎、呼喊；岸上，哥萨克的战刀在阳光下闪烁；一个母亲将婴儿举过头顶，声嘶力竭地求饶……那些被历史遗忘的面孔，在这幅画中获得了永恒。瑷珲，这个见证了中俄之间数百年恩怨的小城，曾一度被改名为“爱辉”——据说是因为“瑷珲”二字太生僻。
2015年，它终于恢复了“瑷珲”的本名。复归的不是两个汉字，而是史观、立场与道义。一个地名，承载着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。
【主要参考资料】《清史稿·寿山传》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：《庚子之秋边衅互开，瑷珲不守，人民流离原委纪》程德全：《书瑷珲失陷事》列宁：《中国的战争》，《列宁全集》第四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薛衔天：《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1981年第一期瑷珲历史陈列馆基本陈列资料《寿将军家传》《寿将军遗折原稿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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