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，近期法国电视台BMF与《解放报》及《费加罗报》纷纷关注中国退休制度与养老金危机，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相关议题。话说有一组数字，足以让任何一位人口学家失眠。根据中国官方统计，目前全国退休年龄人口约为3亿。到2035年，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——超过美国的全部人口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去年失去了340万人口，荣鼎咨询预测，未来十五年内还将再减少约6000万，这数字相当于整整一个法国从地图上消失。且这不是遥远的预言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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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电视台BMF指出，问题的核心在于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，远超其经济发展的步伐。用学界的表述，这叫“未富先老”——在尚未积累起西方国家那种财富厚度之前，中国已经开始承受与之匹配的人口老龄化代价。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（CEPR）的研究人员将此概括为"双重挑战"：既要维护急速扩张的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，又要在财政上撑住一个日益沉重的养老金体系。
今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的结婚登记数量不足170万对，创下2020年封控以来的最低纪录，较十年前腰斩。婚姻数量是出生率最可靠的先行指标，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曲线只会更加险峻。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超过16%，高学历年轻人难觅适配职位，即便步入婚姻，生育计划也一再延后。经济的不确定性，正在系统性地压制中国人的生育意愿。
这一切汇聚成一条越来越陡峭的下行线——而养老体系，正处于这条线的最前端。
两套制度，十五倍鸿沟
报道表示，若欲理解中国养老危机，必须先理解它的制度结构。
中国并非只有一套养老体系，而是并行运转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，各自覆盖约一半的人口，彼此之间的落差，触目惊心。
第一套，面向城镇正规就业人员。它运作方式类似社会保险，养老金与工资水平、缴费年限直接挂钩。2024年，这类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约为3825元（约合485欧元）。
第二套，覆盖农村居民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群体——也就是那些在建筑工地劳碌一生的农民工，那些撑起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名劳动者。他们历史上缴费普遍较少，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家基础补贴。平均下来，每月仅约246元——约合31欧元。
两套制度之间，相差竟有十五倍。
全球化智库（CCG）研究员王子晨（音译）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多年来，“共同富裕”的旗帜在国际上高高飘扬，仿佛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均等化实验。然而现实是，国家在向普通公民直接转移支付方面，始终极为克制。
今年3月出台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，被许多代表寄予厚望，期待能给农村退休人员一次大幅加码。结果令人失望：最低基础养老金仅上调20元/月，调整后为163元（约20.6欧元）。
报道认为，这不是疏忽，而是选择。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（MERICS）研究员亚历山大·布朗直言：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并将继续以支持产业为导向，而非以惠及家庭为导向。习近平坚信，在大国博弈的时代，产业优先是强国的必要路径。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，中国仅为13%，而欧洲国家平均高达30%——这一差距，既是造成内需疲软的深层根源，也是中国出口持续高歌猛进的结构性燃料。
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已在路上。法定退休年龄正在逐步上调：男性从60岁提至63岁，女性工人从50岁提至55岁，女性管理人员从55岁提至58岁。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，这一调整将使2050年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15.3%降至11.9%。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2019年便已预警：若无系统性改革，养老金体系可能在2035年前后陷入赤字。北京为此在2025年动用了约3670亿欧元来填补社保基金缺口，占一般预算支出的10%以上——而这个数字，还在继续攀升。
荣鼎咨询（Rhodium Group）的判断则更为悲观：人口压力对中国财政平衡的冲击，可能仍然被严重低估。
香港老人的出走：用脚投票的养老选择
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农村老人是在制度的夹缝中无声等待，那么香港的退休人员，则用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，回应着另一套失效的养老体系——他们选择出走。
据《解放报》驻香港记者报道说，陈先生（Eric Chan）六十多岁，曾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。两年前，他与妻子斯黛拉迁居广东中山。“我们想过上舒适的生活，留在香港已不是选项”，他说。他们在中山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——这在香港，是他们这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奢望。香港长期高居全球生活成本榜首，即便是公务员，也难逃退休后的贫困恐惧。
那个形象始终萦绕着他们：“纸皮婆婆”——那些在街头低头捡纸皮箱卖钱维生的老人。“我们曾觉得，可能得工作到死，才能不成为子女的负担”，陈先生如是告诉《解放报》。如今在中山，这些恐惧都消散了。他们过上了一种“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生活”，甚至每次回港探亲，反倒是祖父母请全家吃饭。
报道强调出，陈先生的故事，并非个案，而是一种趋势的缩影。
香港大学老年学家卢佩仪教授揭示了一幅严峻的图景：在政府补贴介入之前，香港65岁以上人口中，有45%生活在贫困线以下。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力退休。公立养老院候位时间约两年，医院一床难求，牙科预约有时需要等待数月。更令人忧虑的是，2022至2024年间，香港老年人自杀人数年均达470人，占全港自杀总数的40%。
而在边界对面，一座名叫中山的城市，正成为越来越多港籍退休人员的新家。中山距香港车程仅两小时，房价、医疗、餐饮开销都大幅低廉，文化习俗相近，语言相通。中山房产中介艾伦·杨描述，自疫情结束以来，来自香港的购房客户络绎不绝——教师、公务员、“普通职员”，有些尚在五十多岁，便已开始布局退休生活。
事实上，数字印证了这一趋势：2025年，约10万名65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定居广东省，较十年前增加40.5%。今年3月，已有1100名港籍老年人入住广东省26家养老院，是2022年的九倍。
这场悄然进行的迁徙，有其深刻的结构性逻辑。它是香港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积弊的折射，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进程的现实写照——当政策倡导的融合遭遇老年人的现实需求，人口自然会以最经济理性的方式流动。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已表示，若需求持续增长，将进一步与内地协商对接。一场养老意义上的“北上”，已成规模。
机器人的介入：技术能否填补人情的空缺？
无论是大陆老人还是香港移居者，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困境：子女不在身边，或数量本就稀少。在中国城市，飞涨的房价让四五十岁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同住；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人口缺口，正在以一代人为周期显现其后果。
当人手不足、机构床位告急，技术的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——或者说，一种无奈的必然。
据《费加罗报》题为「中国：老年人依赖陪伴机器人已成必然」报道指出，中国工程师正在将这一答案具象化：人形机器人。
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双足金属机器人，正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养老机构中。它们能翻动身体、协助按摩、递水喂药，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行走，胜任大量重复性照护任务。部分机器人配有AI驱动的动态面孔显示屏，可呈现出使用者熟悉的亲人面容，以激发情感上的亲近感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从不疲惫与不耐烦，不会闹脾气，也不会在凌晨三点拒绝回应呼叫。
展望2040年，这些机器人将能掌握同住者的生活习惯，回答问题，帮忙找回丢失的眼镜，甚至陪老人下棋——并刻意避免每局都赢，以照顾对方的情绪。中国每年新增约1700万60岁以上老人，庞大的需求缺口为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。
然而，技术的边界，在《费加罗报》报道描述的那幅清晨公园图景中，显得格外清晰。
每天清早，中国各大城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，老人们随着悠扬的传统音乐，成群结伴，缓缓做着晨练。那是一种对陪伴与温情的渴望，一种机器人永远无法填补的人类需求。机器人可以协助照料身体，却无法给予真正的情感联结。它们是效率的补丁，而非人情的替代品。
这一局限，在香港移居中山的退休人员那里，被另一种方式诠释：人类仍然需要真实的社区、可负担的医疗、物质上的安全感，以及与子孙辈分享一顿饭的简单快乐——这些，机器人一样也给不了。
最后，我们若将前述这三篇报道放在一起思考，其实都汇向同一个核心矛盾：“未富先老”的中国，正在用一个尚未充分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，去承接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冲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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