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6月3日，我被连云港市纪委、灌南县监委采取留置措施，6月18日转入看守所羁押。
在看守所期间，灌南县检察院公诉人陈中敬提审我时，明确告知我的量刑将在12至15年之间，并警告我无论一审结果如何都不要上诉，否则刑期将升至20年。随后，在疫情期间的视频开庭中，检方当庭提出13年的量刑建议。一审判决于庭审后第九天送达，判处我有期徒刑13年，并处罚金500万元。
一审宣判后，我进入上诉期。家人为我聘请了杜家迁律师，但连云港中院及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阻挠杜律师会见我，甚至向律师谎称“我拒绝会见”——而办案人员从未当面告知我家人已为我委托律师。
与此同时，我家人准备赴南京反映情况时，在高速路口遭到当地政府人员围堵。此后，家中被安装监控，亲属车辆被加装定位器并遭跟踪，家人承受巨大压力，几近崩溃。我母亲在与政府部门人员用餐后出现严重呕吐腹泻，送医后，医院竟要求家属与政府人员共同参与看护。
二审阶段，法院为我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。该律师会见时叮嘱我，无论法官说什么都要认罪，切勿反驳，并承诺“认罪就能判5年”。但二审庭审中，法院并未直接判处五年，而是撤销原判、建议改判；公诉人认为原判500万元罚金过高，不利于改造，建议减轻罚金。最终，二审改判有期徒刑7年，罚金降至30万元。该判决下达极为仓促——第一天开庭，第二天即出具判决书，随后我被直接投送监狱。
在看守所羁押的两年零五个月期间，我被限制调动监室：其他在押人员可以调换，而我始终固定在原监室；后期监室人员从二十余人减至七人，我们被单独隔离，只许出、不许进。
二审判决生效后，管教民警鲁丽曾连续两天四次向我索要判决书，声称法院要求代为保管，我告知其判决书已被我撕毁。按正常程序，应出具执行通知书并调入执行监室，但我从未见到该通知书。次日清晨，我被直接通知“下队”投送监狱，未获准与监室内任何人接触。
入狱后，我多次申诉并联系杜家迁律师，杜律师仅被允许会见我一次，且时间极短，未能充分沟通。此后他多次预约会见，监狱均以各种理由拒绝。无奈之下，我更换了北京律师。
我于2026年6月2日刑满释放。服刑期间，我对案件诸多疑点始终无法释怀：与我同案的其他公职人员，有的反被提拔，有的仅被免职，监委为何不彻查他们资金的真实来源？我在留置期间已提供涉及非法来源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、账号及相关人员线索，为何有关部门不予调查？
这世上难道非黑即白，便没有灰色地带吗？如果您也是为人父母，请体谅一个失去孩子的父母内心的痛苦与绝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