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摘要：
耿同学被永久限流之后，很多人都在讨论他是英雄还是小人。但真正值得注意的，其实不是耿同学本人，而是中文互联网这些年慢慢形成的一种运行方式。
很多事情，现实里解决不了，于是发网上；事情闹大以后，洪流形成；最后再慢慢开始收口。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后来看到的大多数“公共事件”，本身就已经是被洪流筛选过后的结果。
引言
“复杂社会并不会突然毁灭。它往往先开始退化成越来越简单、越来越低成本的运行方式。”
—— Joseph Tainter《复杂社会的崩溃》
前两天，耿同学被永久限流了。
消息出来以后，网上立刻开始分成两派。有人替他鸣不平，说这是在打击监督；也有人开始扒他的读博经历、导师关系、性格、过去的发言，试图证明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过是一个没能混进圈子的人。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。因为无论耿同学是英雄、小人、受害者，还是一个夹杂着怨气、流量、自我证明和正义感的复杂混合体，他都只是最后被推到台前的那个人。真正值得看的，是他为什么会出现。
一个正常社会里，学术造假这种事，本来应该由同行评议、学术委员会、科研伦理、期刊审核这些东西长期稳定地处理。可现实里，最后却变成一个视频博主，把论文截图、图片重复、数据异常做成短视频，形成公共事件之后，学校和机构才开始下场。而且不只是学术圈。这些年中文互联网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经验：
不闹大，没用。
很多人遇到事情以后，第一反应已经不是报警、投诉、走程序，而是“先发网上”。老人摔倒了，先掏手机录像；跟人吵架了，先录像；碰到纠纷了，先截图、录音、留聊天记录。中国人现在特别喜欢“留证据”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即便你已经录像了，即便你已经有证据了，如果事情没有形成公众兴趣，依然没什么用。
中文互联网很多事情，其实都会进入一种特别相似的状态：现实里解决不了，于是发网上；事情闹大以后，洪流形成；最后再慢慢开始收口。
这里面最有意思的，其实是“洪流”。
因为很多人会天然地把它理解成“民意”，或者“群众”。但其实不是。这里面什么都有。有人真想主持公道；有人只是看热闹；有人借机发泄情绪；有人想攻击某个群体；有人想吃流量；有人想蹭热点；有人在带节奏；有人在做生意；有人只是无聊；有人真的共情；有人想把事情越搞越大；也有人只是想赶紧看到一个结果。
这些东西彼此甚至可能是矛盾的，但最后，它们会形成一种方向大体一致的巨大推动力。就像一条大河，里面有淡水，有盐水，有带硫化物的水，有各种完全不同成分的水。它们彼此并不相同，最终的目的甚至也未必一样，但水天然会往低处流。涓滴成水，万涓成海。最后，不同来源、不同成分、不同方向的东西，会慢慢汇成同一种力量。
而最有意思的是，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，洪流是怎么形成的。
这其实是流媒体时代一个特别荒诞的现实。很多事情明明更惨、更恶劣、更值得关注，最后没人看见；而另一些事情，可能只是因为一句话、一个表情、一个画面、一个极其偶然的情绪点，突然就引爆了整个互联网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没人真正知道它为什么会爆。平台不知道，媒体不知道，自媒体不知道，当事人自己往往也不知道。
于是整个社会开始慢慢进入一种特别奇怪的状态：所有人都知道，形成洪流很重要；但没有人真正知道，洪流会在什么时候形成。而这恰恰也是为什么洪流还能存在。因为以今天中国对互联网的治理方式，如果爆点真的可以被精准预测、精准计算、精准控制，那么很多洪流在形成之前，可能就已经被处理掉了。所以现在很多真正形成巨大舆情的事件，往往都带着一种特别强的偶然性和失控感。甚至很多时候，连平台自己都像是被洪流推着走。
但问题在于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洪流。
真正能形成公众事件的事情，其实是极少数。大多数人，永远停留在现实里。他们也有材料，也有证据，也有冤屈，也拍了视频，也录了音，但没人转发，没人关注，没有爆点，没有流量，没有公众兴趣，于是事情就永远卡在那里。最后很多人的终点，其实就是信访局门口。
而更可怕的是，后来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“公共事件”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存者偏差。我们看到的，是已经形成洪流的人。甚至很多死在现实里的人，也是在死后，事情才终于形成公众兴趣。
杨佳、夏俊峰这些名字之所以会在中文互联网留下那么复杂的情绪，并不一定是因为人们认同他们做过什么，而是很多人会隐隐感觉到：这些人可能早就已经被困死在了现实里。这是他们的悲剧，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。
这些年中文互联网里，很多后来被简单归类成“报复社会”的极端事件，其实也带着一种类似的东西。有的人会沉默；有的人会崩溃；还有的人，会把自己和别人一起拖进悲剧里。
但真正沉下去的东西，其实更多。
有些人死在现实里。还有更多的人，终其一生都没能离开现实。
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，其实是看那个纪录片《信访》的时候。那些人既没有形成洪流，也没有成为公共事件。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在不同城市之间奔波、等待、递材料、被退回、继续等待。他们的人生没有爆点，也没有结局。
而事情一旦真的进入洪流，最后往往又会慢慢开始收口。
“感谢大家关心。”
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。”
“希望大家不要继续传播。”
“请大家不要占用公共资源。”
事情到了这里，其实已经不再是在“解决问题”了，而是在“结束事件”。
疫情期间，武汉封城最严重的时候，有个女人在阳台上敲盆求救。后来事情闹大以后，她母亲得到了救助，问题解决了。再后来，她又开始呼吁大家不要继续传播负面内容，希望事情到此为止。
很多人看到这里，会本能地觉得：“她是不是被施压了？”但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因为洪流本身就是危险的。它会失控，会反噬，会让人持续暴露在聚光灯下面。于是无论是平台、系统、单位，还是当事人自己，最后都会本能地推动事情开始收口。
我曾经听一位长期研究信访和基层治理的学者说过，一个人未必有子女，也未必还有单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软肋。帮他看门的人、给他买菜的人、照顾他生活的人，都可能成为压力传导的一部分。很多时候，让一个人闭嘴，并不需要直接对他说什么。只要让他周围的人开始难受，他自己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而这种东西，其实和举报文化本身是连在一起的。
举报在中国，其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。从武则天时期的铜匦，到朱元璋时期鼓励民间告发，再到清代密折制度，本质上都是一种绕过复杂程序、直接连接更高权力的治理技术。而到了中共建政以后，这种东西又被进一步日常化、群众化、生活化。
“我告诉老师去。”
这其实就是举报。
它的底层逻辑不是协商，不是规则，也不是复杂的程序，而是：绕过复杂现实，直接寻找更高权力来压低一层现实。
我有个朋友，之前在一个小公司做二把手，长期被一把手压着。后来他们上级公司出了事，开始大规模内部自查。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匿名举报你们老板，不管真假，他都很容易被拿下。因为风口上最怕的不是有问题，而是“可能有问题”。
他当时没敢做。后来他跟一个在纪委体系里的长辈聊这事，对方听完以后第一反应居然不是“这样不对”，而是：
“这么低成本、这么有效，你为什么不用？”
这个瞬间特别有意思。因为它说明，举报在很多人的现实经验里，已经不再只是“维护规则”，而是一种现实有效的权力技术。重点甚至已经不是真相，而是时机、风向、组织恐惧、系统压力。
而这种东西一旦长期存在，它还会慢慢改变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。
我老丈人前段时间申请加拿大旅游签，因为过去在政协系统工作过，被要求补充具体工作内容。我们都劝他，港澳台办这种字眼最好别写，容易触发敏感审查。
但他坚持“实事求是”。
后来才意识到，他真正怕的，其实不是加拿大人怎么看，而是另一种更深层的东西：
他怕未来某一天，有人说他“隐瞒”。
很多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，会慢慢形成一种本能：不是追求真实，而是追求“未来无法被攻击”。
于是人会越来越倾向于录像、截图、留痕、自证。
因为没人知道，下一次进入洪流的，会不会是自己。
而更多的人，
甚至连被看见，
都做不到。
[ 此貼由valen重新編輯：2026-05-31 18:21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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